小魚愛大海

第十篇　集權的宋朝卻出現了「錢幣割據」

請給我一個聚寶盆

在前面我提到過一個概念──「鐵公雞」。

在當今語境下，有一位儒商獨頂了這一頂大帽子。

誰呢？不用說，地球人都知道。

我這裡不對他做任何道德評價，古往今來的商人也有各式各樣的，不能一概而論。我要說的是，這位先生最近又有高論：

「在西方評價一個人是否成功，首先就看有多少財富。但東方文化更多的平均主義，富一起富，窮一起窮，有仇富心態。」

果真是如此嗎？

對於開口閉口把東西方文化做比較的人，我素來持懷疑態度──他們究竟知道多少？

我要提醒一下發高論的先生：首先，在中國，財富一向也是成功的重要標準，否則也不會有「富埒天子」、「富比王侯」這樣讚美性的成語。

天子、王侯，這是最成功的人了，富到他們那種程度，難道不是成功？

也許，富到了那種程度的人，當然就不希望「富一起富」了，否則富對他們來說還有什麼意義？

能看到一些人遠比自己窮困，這便是幸福。──這大概才是那位先生的東方式心態吧。

其次，東方文化就是仇富的麼？

且不說印度、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韓國、印尼是不是這樣，單說中國文化，也不一定如此吧？

從商業界的孔子──「陶朱公」范蠡開始，一直到沈萬三、胡雪巖，名譽都還不錯吧？更不要說張謇、盧作孚、范旭東、侯德榜了。

同是商界人物，為什麼過去的大款是民族楷模，而現在有的人卻是小丑呢？

這就是魚龍之別！

高論先生還說，中國傳統還是有信仰的，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說大話不臉紅，這大概也是東方的傳統。

時下的房地產商如果真能有一點「以天下為己任」，也不至於落得個灰不溜秋的形象，還有什麼臉侈談「信仰」？

什麼是信仰？是你們的行為教給民眾的──

第一，是錢；

第二，是錢；

第三，還是錢！

我這裡單來說說明初的富豪沈萬三。

沈萬三，真名叫沈富，是湖州南潯(今浙江吳興縣)人。據說，「沈萬三」不過是個外號，因為元末明初的時候，人們把擁有巨萬家財的大財主都叫「萬戶」，而沈萬三排行老三，所以草民都叫他「沈萬三」。

人民群眾確是厲害，連富豪的名字都是他們發明的！

沈萬三原也是個窮人。窮人並不仇富，而是想富，小生產者的地位決定了他們的傳統觀念就是要發家致富。

關於沈萬三，江南民間有一個傳說，說他的致富是因為心善，救了幾隻青蛙，青蛙王子就給了他一個聚寶盆，放一個銅錢進去，就能變出一盆銅錢來。

沈先生就是這麼發財的。

這個「聚寶盆」傳說的意義，很耐人尋味。我想，其意義有二：一是群眾認為，富人所以能致富，是因為善良、助人為樂；二是群眾認為，財富是靠勤儉持家聚集起來的，而不是靠一夜暴富得來的。

這個民間傳說，才是具有東方特色的意識形態。

沈萬三連青蛙這樣的「賤命」都要憐惜，有的商人連人死了都一毛不拔，古今商人之間的素質差別就是這麼大。

據說沈萬三為人慷慨仗義，不僅在鄉里架橋鋪路做善事，還積極資助張士誠、朱元璋起義軍，又在明初捐出巨資修南京城牆。

群眾對他印象不錯，仇富的卻是皇帝朱元璋。

據說朱元璋特別嫉妒沈萬三擁有「聚寶盆」，又聽說沈萬三是財星下凡，「左腳生金、右腳生銀」，那就更不能容忍了，將沈萬三定為欺君之罪，發配雲南，還要殺掉他的五個兒子，以滅其種。

江南老百姓為沈萬三打抱不平，便借「聚寶盆」的傳說，為沈萬三正名。

在很長時間裡，聚寶盆都是江南人家的「鎮宅之寶」，成了普遍民俗。

我這裡講的，大概才是典型的「東方文化」：群眾不仇富，群眾自己也很想富。

老百姓所仇的，只是一個公式罷了，即：老子的權勢等於兒子的財富。

以那位先生為例，他三十幾歲闖特區，如果沒有公式的前半部分，怎能有公式的後半部分？

古往今來，群眾都是一樣的群眾，他們所寄希望於皇帝或者遊戲規則的，只是一個願望：

──請給我一個聚寶盆！

只幾個人就霸佔住了有限的聚寶盆，你還有什麼資格埋怨老百姓仇富？

好了，旁枝斜蔓的咱們不多說了，還是回過頭去看看，我們印象中古代的「聚寶盆」時代──宋朝，在歷史上為我們聚了哪些寶？

好心的皇帝制訂了一些壞國策

對這個宋朝，咱們的老百姓是太熟悉了，這得感謝古代的通俗小說家和戲劇家，岳飛精忠報國、冤死風波亭的事，誰不知道？

大宋，在咱們印象中，就是個弱國。

它的北方，強敵如林，先後有遼、金、西夏、蒙元，哪一個都能欺負它。一個堂堂的中原王朝，國土被人佔去一半，兩個皇帝被人俘獲，首都被迫南遷，分成了「北宋」、「南宋」兩大塊。

大家可能還不知道，宋朝不僅弱，而且還貧，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窮國。

真的嗎？這就跟咱們印象中的太不一致了！

有人要奇怪了：宋朝不是很富嗎？宋徽宗玩的富貴花樣不是最多嗎？《清明上河圖》畫的不是北宋的繁華景象嗎？李清照的名篇《永遇樂》寫的不是汴京元宵節的盛況嗎？

不錯，宋代的小農經濟最發達，手工業和商業也超過隋唐五代，科技上就更不用說了。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是宋代才得到普及應用的，否則就是「七巧板」式的小玩鬧。

──它們是：火藥用於作戰，羅盤用於航海，活字版印刷術用於書籍。

無可否認，宋代的經濟確實發達，這算是它的光明面吧。

不過研究歷史不是給皇帝寫政績報告，光揀好的說不行。

我們還是撩開一層華麗的面紗，看看裡面的敗絮究竟有多少？

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到宋朝是一個大轉折。它既是盛的頂點，也是衰的開始。

宋朝的中央集權空前厲害，這跟開國皇帝趙匡胤搞的體制改革大有關係。

歷代開國的一兩位皇帝，他們的行事作風，他們制定的政策，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整整一個朝代，但沒有哪一個比宋太祖趙匡胤對本朝歷史的影響更大。

趙匡胤幹過許多事，最著名的莫過於「杯酒釋兵權」。這之後，軍權就被分割成統兵、調兵、後勤三大塊，朝廷上唯一能掌握全部軍權的，就只有皇帝一人。

我們都知道，趙匡胤是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開國君主，他把軍制這一改，就使他自己成了能這麼幹的最後一人。

──我是野心家不假，但在我之後決不可再出野心家！

為防止像晚唐那樣出現地方割據，趙匡胤還將天下精兵都集中到首都附近，地方上只留弱兵，封疆大吏也由武將換成文官。這就叫「強幹弱枝」，從此地方長官就甭想鬧分裂！

同時他還把財權也都收了上來。

朝廷直接派「轉運使」到各州，專管財政，地方財政收入除了必要經費之外，全部由轉運使調往中央，使地方截留賦稅成為不可能。

過去唐朝的賦稅收入，是「三分法」：收上來之後中央要一份，地方截留一份、收稅機關留做辦公經費一份。而宋朝是中央通通收上去，地方的吃喝用度，由中央再給你撥下來。

過去是宰相(同平章事、中書省長官)統領群臣，很容易出司馬懿。現在不行了，皇帝分了宰相的權，連宰相坐著和皇帝說話的板凳也給撤了。

當然，趙匡胤對官員也有很溫情的一面，曾立下誓碑，發誓「不殺大臣及上書言事者」。

他對官員也很優待，高工資養著不說，只要當了官，保準文職三年一升、武職五年一升，不管幹得好與壞。

一人得道還不算，最開心的是雞犬也能升天。宋朝對官員實行「蔭補」制度，子孫可以沾光做官，就連同宗、親戚，甚至門客、保健醫生，也都可能跟著沾光做官。

不得了！這下又有人願意做宋朝人了吧？

趙匡胤是通過篡權上來的，有王莽的教訓在前，所以他注定了是個勤勉謹慎的好皇帝──為洗白自己就得這樣做。

他的生活很樸素，衣食相當簡單，對自家人也能加以約束。

年輕時他有過流浪的經歷，所以對百姓的苦難深有體會，對民生問題相當關注。

天下初定，他馬上就實行了寬減徭役的政策，與民休息；同時還免除了百姓為軍隊服務(郵遞、運輸物資)的勞役。

在趙匡胤立下的誓碑上，還有重要的一條，就是「不加農田之賦」。

這真是一個好皇帝！

一個武人出身的人，能為建立一個好國家費這麼大心思，也是不容易了！

可是他所做的改革，也有他所意料不到的副作用──這就是歷史的詭異之處了，老天並不酬勞他的這份苦心。

黃袍不是加到誰身上，誰就能做得好的。

秦始皇也是統一意義上的開國之君，他的政策，我們至今還在享用──大一統、郡縣制，書同文，還有民族的圖騰物長城。

同樣是頂著一個開國皇帝帽子，趙匡胤就差得遠了──他把事情做得太過。

還是孔子的腦瓜兒犀利：做不到不行，做得太過了也不行。

由於宋朝的權力過分集中在中央，結果地方的力量太弱(兵少，且都是老弱，十人不當一人)，不足以拱衛中央，外軍一打就能打到了首都。

趙匡胤搞的軍制改革，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仗還能打好嗎？後來大宋成了一個泥足巨人，弱得不堪一擊，跟軍制改革絕對有關。

什麼「靖康恥」、「二帝被俘」、「風波亭」，這都是趙匡胤改革失當而結出的苦果。

在經濟上，大宋也很不樂觀，基本可以說是一個窮國。

一個大國，長期處在和平狀態，國家不用做什麼，靠收稅也會富得流油了。

那麼，大宋的錢到哪兒去了？

是因為它有著名的「三冗」。

什麼叫三冗？就是三多、三濫。

一是冗兵，二是冗吏，三是冗費。

先說兵多。據記載，宋朝第二個皇帝宋太宗時，天下之兵僅三十萬，而到了第三個皇帝宋真宗初年，因西北有邊警，兵額猛增至六十萬。

這一上去，就再也下不來了。

等到大宋建國九十年之後，也就是第四個皇帝宋仁宗時，兵額已達到一百四十萬。這之後，就經常保持了一百萬多兵員。

這些兵，若都能打仗也還沒算白養，可他們只能叫做「惰兵」。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說，待遇越高的兵，越不能打仗。號稱精銳的「禁軍」，一萬人不能當三千人用，可是耗費卻相當於三萬人。

當時的大宋境內，到處是兵：漕運拉船的，服工役的，修繕河防的，看守陵寢太廟的，養軍馬的，疲老而吃白食的，也都是兵。

這些兵，每個人都要給口糧、發衣服、發「月錢」，還有各種名目的特支、特賞。再加上駐屯費用，負擔之重，夠大宋財政喝一壺的!

再說說官多。宋朝的官制，是歷朝歷代中最複雜最混亂的。

官職疊床架屋，職責不清，有很多官職，都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其中各州的觀察使、團練使，和名義上的道教場所負責人──各種「宮使」、「觀使」，都是白拿錢不用幹活的。

古代的行政較為簡單，管理不下鄉鎮，小吏不在編，官員隊伍其實可以很精簡。

可是宋朝做官的途徑太多，不光有科舉的，還有蔭補的、小吏轉正的、富人出資買官的、賣糧積極獎給官的、軍功授官的──借光的和雜流太多。

人人都知道做官好，都拼了命往隊伍裡面擠，把國家當成了天下最大的奶媽，就敞開了喝吧，哥兒們！

最後說說費用多。宋朝的官僚體制龐大，官員待遇優厚，這本來就是沉重負擔了。

可是，當時的官職竟然無定員，隨便增加，經費也就沒個限制。

到宋徽宗時，奸臣蔡京、童貫、梁師成當道，濫官更多，居然有一人兼職十多個的，兼一份職，就領一份俸。

宋徽宗信奉道教，那個時候連道士都有俸祿。

因為給的多，所以高級道士都在外面養了妻子、小妾，錦衣美食，比常人過得還好。這樣的特權道士，全國就有二萬人之多。

南宋失了半壁江山，冗官反而比北宋還厲害，軍費也比北宋的多。

可是養了一群吃財政飯的官員，一點報國意識都沒有，一聞邊境有警，都相顧失色，聽說敵人又不來了，則神色恬然。

再加上北方的遼、金，不是大宋的「哥哥」，就是大宋的「伯父」。大宋對鄰國交戰失利，就要納貢求和，每年送給人家多少銀子和絹，都成為定例。

這，都是錢啊！

宋朝這匹大駱駝，背負的東西太多了，財政上入不敷出，怎麼搜刮也是不夠用。一年下來收支相抵、國庫空空是正常的，赤字幾百萬緡也不奇怪，有一年赤字甚至達到千萬。

存折上沒有一分錢的人是什麼人？窮人。

那麼，表面富麗堂皇的宋朝，就是一個大窮國。

其實，一個國家百姓多，不要緊。人多納稅就多，可以把國家納成個富國。

可是再富的國，用官員數字一除，也就成了個窮掉底的窮國！

這道理，宋朝的皇帝就是想不明白。

宋朝錢幣就是一場書法盛宴

我們言歸正傳，來講宋朝的錢。

宋朝因為趙匡胤尊重文人，所以文化非常繁榮，體現在錢幣上，那就是花樣繁多。

雖然宋代鑄造的都是在唐就已定型的通寶錢，但宋錢有它的獨特之處，即：種類多、版面多、錢文書法超級漂亮。

宋錢除了少數幾種之外，都是年號錢，換一個年號，就要鑄一次錢。宋代的皇帝偏偏就喜歡改年號，僅北宋的九個皇帝，就改了三十五個年號，其中鑄了二十七種年號錢。另外還有三種非年號錢。

太祖趙匡胤鑄了開國第一種錢，叫「宋元通寶」，非年號錢。不過老百姓又瞎唸，有人唸成了「宋通元寶」。行！這也成。

第二個皇帝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年間，鑄了「太平通寶」，這是宋代年號錢的開端。這以後，只有宋仁宗鑄的「皇宋通寶」和宋徽宗鑄的一種「聖宋通寶」不是年號錢以外，其餘的就都是年號錢了。

有了年號錢，後世收藏家就方便多了，一看就知道是那個年代的，不用再去費勁辨認了。

宋朝不僅正式開創了年號錢，它的創新還有不少，比如「紀年錢」，也就是標注鑄造年份的錢。

南宋第二個皇帝宋孝宗，在淳熙七年(一一八○年)鑄的「淳熙元寶」，錢背上就鑄了一個「柒」字。據考，這是世界貨幣史上第一個紀年錢。

這個傳統，延續至今。我們現在使用的人民幣，從最大面額的一百元，到最小面額的一角錢，上面都有發行年份。

你不妨再把錢包掏出來驗證一下，其中十元以上的大票，紀年標注是二○○三年；一元的多為一九九九年版，一角和五角的使用時間最長，是一九八○年版的，比很多讀者的年齡還要大。

我們現在使用的紙幣，易於磨損。從大票的紀年較新來看，說明大票是貨幣的主角兒，流通比較頻繁，所以要常更換新裝；而小票用處不大，流通不多，二十八年前的到今天還能將就用。

其實我們做人，也要努力做「大票」才對。

道理嘛，不言自明。

宋朝鑄錢，是由政府統一的鑄幣機關操作，這些鑄幣廠就叫做「錢監」，分佈在不同地區，各有專名，如「河南府阜財監」、「鄂州寶泉監」等。

到了南宋末年，又改紀年錢為「紀監錢」，也就是鑄上錢監的地名或者監名。

如宋寧宗鑄「嘉定一寶」鐵錢，背文就是錢監名，比如「漢」字，就代表是漢陽監鑄造的。這也是一大特色。

宋朝的年號錢，也不是一個年號出一種這麼簡單。

同一種年號錢，因為錢文的書體的不同，細分種類也很多。僅宋神宗的熙寧、元豐兩種年號錢，版面就有一百多種，錢文有篆、隸、真、行、草等不同字體，大多都是名家手跡。所以宋錢的錢文，看上去特別爽！

宋朝的皇帝書法好，所以也有皇帝親自寫錢文的，叫做「御書錢」。

宋太宗所寫的「淳化元寶」、宋徽宗所寫的「崇寧通寶」、「大觀通寶」，就是例子。

歷代鑄幣的錢文，書法好的相當不少，但是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宋徽宗的「瘦金體」。

宋徽宗治國安邦無能，與兒子欽宗一起為金兵俘虜，留下千古之恥，但他對琴棋書畫無不精通，尤其是自創的書法「瘦金體」，別具一功。

用毛筆寫漢字，大概頂數方孔圓錢的錢文最難運筆。在極為有限的外圓內方空間內，要把四個字安排有致，還要把書法的神韻酣暢淋漓地表現出來，那得有絕頂的功夫才行。

看宋徽宗的運筆落墨，卻毫無滯礙，如天馬行空。

──這才是貨真價實的「鐵畫銀鉤」！

這哪裡是錢？就在當年也算是上等藝術品。

自宋太宗親筆題寫錢文之後，北宋幾代皇帝都爭相效仿，就想流芳百世。據說，待到宋徽宗的錢文一出，後世皇帝都自愧不如：自己這一筆臭字怎麼拿得出手？

於是，再無一個皇帝敢厚著臉皮題寫錢文了。

這個「徽宗錢」，就成了御書錢中的絕唱！

哪位要是有心想收藏一枚，不難。據說收藏網站上就有賣的，大約五元人民幣一枚。

──買一枚受受熏陶吧，比你花錢看一場國產電影值啊！

宋代大概是承平日久，人們有閒心，宋錢的花樣比唐錢要多出好幾倍來。

在我們印象中，宋朝好像是個金戈鐵馬不斷的亂世，其實那是《岳飛傳》、《楊家將》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再有就是豪放派詞人營造出來的氣氛──他們實在是嚥不下這口氣。這可以理解。

其實，宋朝的和平時期比漢唐、魏晉要長得多了。

北宋的壽命有一百六十六年、南宋有一百五十二年，三百多年中，「靖康恥」、「烽火揚州路」不過是歷史一瞬間。積弱也好，屈辱也好，那是皇室丟了面子，和平在絕大部分時間裡卻是實實在在的。

宋錢的花樣繁多，在於大小不一、折價不同、含銅量有差別。

這裡要介紹幾個新概念。北宋錢最基準的一種，叫做「小平錢」，也就是一文錢。其餘有「折二」、「折三」、「折五」和「當十」，分別為一枚值兩文、三文、五文和十文。

南宋的情況比較特殊，很少鑄造唐制標準錢，而是出現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錢。其中有當百大錢「淳祐通寶」、有根本不是圓錢的「錢牌」，還有「准五百文省」、「准三百文省」、「臨安府行用」等。

在宋朝的各種年號錢中，含銅量最高的是太祖的「宋元通寶」和太宗的「太平通寶」。

古代的銅錢，都要摻一定比例的鉛和錫。唐朝玄宗時期，鑄錢含銅在八十三％以上，是實打實的好錢。宋錢質量要差得多，北宋含銅約在六十五％左右，到南宋只有五十四％，近於「半銅錢」了。

宋朝商品經濟發達，對貨幣數量要求也就多。北宋共有二十七個錢監，分佈在各路(州府之上的一級行政單位，有點像後來的省)，每年都卯足了勁兒鑄錢，從北宋中期的熙寧年間往後，保持在每年五、六百萬貫左右，到北宋後期鑄造量減半。

這流水一樣的錢投放到流通中，總量相當可觀。

所以，我國地下出土的古錢以宋錢為最多，其中又以北宋的錢為多。

這麼多的錢，可還是不夠用，因此宋朝有官定的「省陌」制度，規定以七十七文為一百錢。在記賬的時候，要是錢是「省陌」的，就在錢數後面加一個「省」字，要是「足陌」的，就加一個「足」字，免得有人做手腳。

官方如此，民間則各有各的習慣。多少文錢當百，各地不同，只要老百姓認可就行。

(呵呵。山寨版「古代金融史」──《說錢》，信不信由你！)

(上面有網友說我的論斷有矛盾，其實不矛盾。那就是凱恩斯所說的人們持有貨幣後，有「持幣的交易需求、持幣的謹慎需求和持幣的投機需求」，要根據情況而定。我的表述，當然應該更清晰一點。謝謝了！)

你要是到了宋朝十有八九要減肥

有人也許看出了點門道：宋朝似乎不像前朝，這個王朝挺有市場經濟意識，放開了手鑄錢，可是錢幣為何還是不夠用？

這是因為：宋朝的商業實在是太繁榮了！

那時有個人叫孟元老，在南宋高宗時寫了一部《東京夢華錄》，回憶北宋東京汴梁的繁華，看得人要流口水。

他筆下汴梁的「州橋夜市」，光看文字就叫人食慾大振──晚上一整條街都是美食，當街就有賣水飯、燻肉和肉脯的。

一家名叫「王樓前」的店，有賣獾子、野狐、雞肉的；一家名叫「梅家鹿」的店，有賣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雜的，每一包不過十五文。

那時的吃食，冬夏兩季有不同的品種。夏天天熱，就有清涼開胃的，比如麻飲細粉、麻腐雞皮、素簽沙糖、冰雪冷圓子、水晶皂兒、生流水木瓜、藥木瓜、雞頭穰砂糖、綠豆、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廣芥瓜兒、鹹菜、杏片、梅子薑、萵筍、芥辣瓜兒、細料骨朵兒、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振兒。

這都是些啥東西？我也不知道，只能望文生義、邊看古書邊流口水而已。

冬天也有冬天的美味，多以熱氣騰騰的肉類為主。有盤兔、旋炙豬肉皮、野鴨肉、滴酥水晶鮭、煎夾子、豬內臟。

這些都叫「雜嚼」，算是夜宵吧，一直到三更時分才撤攤──

作為宋朝的臣民，大概十個有八個要減肥才行。

我一向認為：我們民族不光是會賺錢，同時也是個有悠久傳統的美食民族。這樣說當然有根據──我們引以為自豪的商代青銅鼎，就是老祖先們用來燉肉的。

要是我們炮製美食的本領都衰退了，這個民族才是真正沒希望了。

《東京夢華錄》裡說，宋代的酒樓，那時堪稱壯麗。那時候京師所有的酒樓，都用彩綢紮起大門迎客。

一到晚上，燈火輝煌，上下相照。

酒樓入口處，一般都有濃妝妓女好幾百人，聚在走廊上，等待酒客呼喚。

你要是走到九橋門外，只見綵樓相對，繡旗相招，遮天蔽日。

全城有頭有臉的知名酒樓，共有七十二家。其餘小型的，都叫「腳店」，不計其數。無論風雨寒暑，白晝通宵，家家都是熱鬧喧天。

孟元老說，那時汴京有各式各樣的手工作坊，叫做「大小貨行」，包括碾玉作、腰帶作、裁縫作、箍桶作、香燭作、冥器作、果子行、魚行、肉行、花行等等，說有三百六十行，決不誇張！

到底有說少行業？孟先生承認，他自己數不過來。

按宋朝人習慣，許多經營範圍相同的店舖，聚集在一處，就叫做「行」。這個叫法，在南唐時就開始有了，賣肉的市場叫「肉行」，賣花的市場叫「花行」；那麼，賣銀器的地方呢？

想不到吧？

──就叫「銀行」。

這是「銀行」一詞在中國的最早出處，當然跟現代意義上的銀行不是一碼事。

中國最早的行業協會──「團行」，就出現在行業高度發達的宋朝。

我們現在常說的「同行」、「同業」、「行市」、「行會」之類的詞彙，也是產生在那時候。

那時候的汴京市領導，似乎很開通：做小買賣嘛，方便群眾，就讓他們隨便做去。有稅收，但是沒有城管。

連宋徽宗這樣的花花公子，對首都外來人口如何謀生的問題也很關心。

那時一遇兵禍災年，就有大批難民湧入京師，京師居民就教他們如何蒸饅頭、烙大餅，好擺攤賺錢。宋徽宗知道了，對京師的民風淳樸大為讚賞，專門下詔表揚。

那時候的汴梁城，是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隨處可見沿街叫賣的小販和提供勞務的散工。你養馬，就有人為你切草；你養狗，就有人為你準備酒糟；你養貓，就有人為你提供貓食和小魚。

你要是想買東西，連大門都不用出，每天都有無數小商販到你家門口探頭探腦。

有叫賣羊肉、頭肚、腰子、白腸、鶉兔魚蝦、退毛雞鴨、蛤蜊、螃蟹、香藥果子、散糖果子的；也有叫賣首飾、衣服、家用銅鐵器、衣箱、瓷器的。

還有上門提供勞務的民工，除了掌鞋、補帽子、打釵環、換扇子柄的，還有扛著大斧為人砍柴的、擔水出賣的、給人打井的、淘井的、洗氈的。這些行當，叫做「諸色雜賣」，種類之多，不勝枚舉。

當然，那年頭也有紅燈區，汴京人習慣上叫做「院街」。

我看行了，就介紹到這兒吧，不然收不住筆了。無怪乎余秋雨大師願意做宋朝人，這種好日子，誰不願意過？

要過上這樣繁花似錦的好日子，錢不多，行嗎？

宋朝，顯然是個需要減肥的大胖子。

可是，它的貨幣情況怎麼樣呢？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一六二三 ~ 一六八七)說：「貨幣不過是國家的脂肪，如過多，就會使國家不那麼靈活行事，如其過少，也會使國家發生毛病。」

宋朝就有大毛病！

宋朝實行「貨幣特區」政策

宋朝雖然一開國疆域就比前代小，但畢竟還是個統一大國。可是這個統一大國的貨幣流通，卻出現了奇特的「割據」狀態，後人難以想像。

宋初曾對錢幣進行過規範，禁止使用小惡錢和鐵錢，結束了五代留下來的錢幣混亂。這一整頓，力度不可謂不小，但有兩個地區例外。

其中一個是四川，在宋朝開國後這裡仍然流通鐵錢。

在五代時，蜀地的老百姓用慣了「後蜀」的鐵錢。宋朝平蜀後，為了照顧當地民俗，對四川的貨幣實行一國兩制，允許鐵錢和銅錢同時使用。

當時官方規定，銅錢一當鐵錢十，但是鐵錢一直在貶值。

後來外地商人入川，一文銅錢就可以兌換到鐵錢十四。

這樣，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由於銅錢與鐵錢的比值在變動，有人就會鑽空子，通過兩種錢的兌換牟利。

而且銅鐵兩錢的比值太懸殊，銅錢也會迅速從四川流失到境外去。

另外，有的不法分子看到銅錢值錢，就到處剜佛像、毀銅器、盜古墓，獲取銅料後，大肆盜鑄。

為了防止貨幣雙軌制帶來的混亂，朝廷就乾脆禁止銅錢入川，在四川徵稅也不收銅錢，於是四川就成了清一色的「鐵錢專用區」。

你們既然喜歡用鐵的，就用吧！不過，這鐵錢可不能帶出四川使用。

朝廷後來在四川專設了鐵錢監，給四川群眾供應鐵錢。到宋神宗的末年(一○八○年左右)，大宋的鐵錢監一共有九個，鑄錢共計近八十九萬貫。

鐵錢成了地區貨幣，四川成了「鐵錢特區」。

中央政府允許鐵錢在某區域大面積流通，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宋真宗景德二年(一○○五年)，又在四川新鑄了大鐵錢「景德元寶」，當銅錢一，當鐵錢十。

這種大鐵錢，個頭兒很大，每一貫重二十五斤八兩。一個人腰上只要是纏上一貫，走路就很費勁，更別說十貫八貫、千貫萬貫了！

大鐵錢一出來，又有好戲看了。

說實在的，一部古代的金融貨幣史，就是朝廷和民間人士的鬥智史。

當時政府的想法是，與銅錢相比，鐵錢就算再重，鑄造成本也還是低。鑄大鐵錢，一個當你十個，政府當然獲利甚多。同時大鐵錢用料多，民間仿製不划算，因此也就用不著擔心盜鑄。

可是民間不法分子並不傻，這種大鐵錢一出來，他們又動開了腦筋：這錢個頭這麼大，假如把它熔鑄成別的鐵器，豈不更值錢？

於是造錢黑戶們又忙開了，堅持數年如一日地融鐵錢，把這種「景德元寶」大半都給融化掉，做成別的器物去賣了。

「景德元寶」流通還不到十年，數量就所剩無幾。當局再鑄的時候，就只好減重，重量減了一半還多。

一直到三十五年後的宋仁宗時期，朝廷才緩過勁來，又開始鑄「康定元寶」大鐵錢，重量又恢復到跟原來差不多了。

──究竟道高，還是魔高？

歷史從來就沒有固定答案。

此外宋朝還有一個流通鐵錢的地方，那就是陝西。

陝西原本是銅錢流通地區，跟鐵錢一點瓜葛也沒有。可是到了宋仁宗時期(一○四一年左右)，大宋跟西夏有了邊境戰事。

朝廷為了籌措戰費，就打起了歪主意，在陝西的近鄰河東(今山西)鑄了「慶歷重寶」大鐵錢，一當十。

這種鐵錢，只限在陝西流通，和原有的銅錢一起使用。

陝西老百姓從此倒了霉，被朝廷搜刮了一遍又一遍。

政府後來又鑄了「慶歷重寶」當十銅錢、鐵小平錢各一種，都是供陝西專用。

加上原有的制式通寶錢，陝西就有了四種不同的錢，幣制混亂不堪。

後來，有一些鐵小平錢也流到了河東，使河東也成了銅鐵錢兼用地區。

這樣一來，在大宋地面上，就出現了貨幣流通的「割據」局面，大部分地區流通銅錢，四川流通鐵錢，陝西銅鐵錢兼用。

宋朝對錢幣使用有嚴厲的法律，在這三個區域之間，不得越界私帶銅鐵錢，私帶兩貫就要判徒刑一年，私帶三貫的話，腦袋就要搬家了，屍首還要當街示眾。

川陝地區使用的鐵錢，原本價值就不高，政府還老是在出大錢，人們對鐵錢的信譽更加疑慮。

稍有風吹草動，就人心惶惶，以為鐵錢馬上要被廢止了。

仁宗至和年間(一○五四年左右)，四川地方上試驗了幾年紙幣很有成效，長安有個叫毋湜的官員想出風頭，就上書建議朝廷取消陝西用的鐵錢，乾脆也用紙幣得了。

朝廷沒採納這個建議，但是消息不知怎麼的傳開了。

陝西的老百姓頓時慌了神，都爭先恐後拋出鐵錢，搶購日用品──這破鐵錢，過期就要作廢，還留著幹什麼？

可是商家也不是冤大頭，都堅決不收鐵錢。一時間長安城內惶恐不安，百姓議論紛紛。好多店舖見勢不妙，就上了門板，願怎麼的就怎麼的，生意我不做了。

陝西出現亂局，朝廷憂心忡忡，眾朝臣就請求宰相文彥博採取非常措施，制止混亂。

但是文彥博不同意──不成！政府越說往東走，老百姓就越往西跑，這是有過教訓的！

他心生一計，召來了一些絲絹行業的商人，拿出家中數百匹絹賣給他們，且特別交代，只收鐵錢，不要銅錢。

消息傳出，陝西民眾知道鐵錢不會廢了，人心大定，商店也恢復了營業。

──這就是文彥博老先生著名的「鐵錢回春」故事，史有明載，絕非傳說。據說後來秦檜也向他學了這一手。

文彥博，是北宋一代名相。

從小就聰慧過人，也像司馬光那樣砸過缸。

他先後伺候過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個皇帝，出將入相五十年，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史稱：「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

北宋人民攤上了這樣一個聰明果斷的宰相，真是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