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嫻-三月裡的幸福餅

幸福餅裡的籤語紙

每塊幸福餅都藏著一張籤語紙，蜻蜓第一次抽到的籤語是：『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文治第一次抽到的是：『珍惜眼前人』。可惜，時光錯漏，結局卻是文治流落在另一個女人的生命裡。難道說，愛真的是美在無法擁有嗎？

霸佔一個男人記憶的最好方法是活得更好。為了活得更好，蜻蜓和另一個男人工作，兩人竟陰錯陽差地在一起。但蜻蜓卻毫無理由地愛著文治，彷彿知道他早晚會回來，至於幾次在她生命裡勾留的人，她無法愛他更多。

別離與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戲。在蜻蜓最需要文治的時候，他離不開舊情人；而在文治真的回頭來找蜻蜓的時候，她卻不願無情地對待愛她的人。

愛情有十分的酸、一分的甜，如果可以從頭來過，蜻蜓依然願意用十分的酸來換一分的甜，只是，人能夠飛向未來，卻不能回到過去。

第一章　別離是為了重聚

「以前的人，為了一段愛情不離別，付上很多代價。現在的人，卻可以為這些而放棄一段感情。離別，只為了追尋更好的東西。」

一九八三年九月裡的一天，大雨滂沱，還在唸預科的我，下課後正趕著去替學生補習。

「周蜻蜓—」我的同學方良湄走上來叫我。

「哥哥問你有沒有興趣到電視台擔任天氣報告女郎，一星期只需要去三次，比補習輕鬆得多了。」良湄問我。

她哥哥方維志是電視台新聞部的監製，我們見過好幾次。

「為什麼你不去？」我問她。

「他沒有問我呀！怎麼樣，你有興趣嗎？」

「不，我怕。」

「為什麼不考慮一下？可以對全香港的觀眾報告天氣呢。」

「像這種惱人的天氣，我才不想報告。若說明天的明天還是會下雨，多麼令人氣餒。」

「誰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但我可以忘記它。」我說，「我趕著去補習。」

「明天見。」她說。

我跟良湄在雨中道別。聽說，雨是女人的眼淚。在法國西北部的迪南城，如果結婚那天下雨，新娘就會幸福，因為她本該掉的淚，都在那日由天上落了下來。然而，在法國西部，普瓦圖地區的人卻相信，如果結婚那天下雨，新娘將來會比新郎先死，如果太陽當空，丈夫就會比妻子早一步進入墳墓。真是這樣的話，我寧願結婚那天下雨。比愛自己的人先死，是最幸福的，雖然這種幸福很自私。

回家的路上，雨依然下個不停。一間電器店外面擠滿了觀看電視新聞直播的路人。

「因香港前途不明朗，引致港元大跌，一美元要兌九點八港元，財政司宣佈即時固定美元兌港元匯率為一比七點八。」一個名叫徐文治的新聞播報員報導。

我怔怔地望著螢幕上的他，從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們會相遇、相愛而又相分，一切彷彿是明天的雨，從來不由我們控制。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唸時裝設計系，是最後一年了，良湄唸法律系。

一天，方維志再提起找我兼職報告天氣的事。

「出鏡費每次一百五十元，每次出鏡，連準備工夫在內，只需十五分鐘，酬勞算是不錯的了。」他說。

「對呀，你還可以穿自己設計的衣服出鏡。」

那時候，拿助學金和政府貸款唸書的我，著實需要一點錢，良湄和方維志是想幫我的，所以我答應了。反正，沒人能夠控制明天的雨，我不去，也有別人去。更重要的，是我想認識文治。

「哥哥，你們那個報告新聞的徐文治很受歡迎呢，我們很多女同學都喜歡他。」良湄跟她哥哥說。

「這個人很不錯，他是新聞系的高材生。」方維志說。

那一刻，文治對我來說，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人。

天氣報告緊接著新聞報告之後播出，是在同一個直播室直播的。

我第一天上班，正好是由文治報告新聞。

從一九八三年在電視螢幕上匆匆一瞥，到一九八六年一月的這一天，經過兩年，我終於見到真實的文治。

在那搭了佈景的狹小的直播室裡，我們終於相遇，是現實而不是佈景。

新聞報告結束之後，文治站起來，跟我點了一下頭。方維志剛好進來直播室，他拉著文治，介紹我們認識。

「周蜻蜓是我妹妹的同學，她是唸時裝設計的。」

「蜻蜓？」他對我的名字很好奇。

「是的，會飛的那一種。」我說。

「要去準備啦。」方維志提醒我。

第一次面對攝影機的我，徹底地出醜。我把稿子上那句「一個雨帶覆蓋華南沿岸，預料未來數天將會有驟雨和密雲」，說成了「一個乳暈覆蓋華南沿岸」，我立刻發現直播室和控制室裡每個男人都在笑。攝影師更笑得雙手都差點拿不穩攝影機。

節目結束之後，方維志上來安慰我。

「第一次有這樣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勉強。

我拿起皮包和雨傘，裝著若無其事的離開直播室。我真害怕明天走在街上有人認出我。

電視台外面，正下著大雨，我站在行人道上等車，文治剛好也下班，他的機車就泊在路旁。

「我第一次出鏡報告新聞的時候，也不見得比你好。」他微笑說。

他一定看到了我出醜，真是難堪。

「這幾天的天氣都不太好。」他說。

「是的，一直在下雨。」

「我第一次出鏡的時候，雙腳不停地顫抖。」

「我剛才也是。」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用一隻腳踏著另一隻腳。這樣做的話，起碼有一隻腳不會發抖。」他笑說。

這個時候，一輛小巴士駛來。

「我上車了。」我跟他說。

「再見。」他說。

「謝謝。」

小巴士開走，我把文治留在風雨中。在小巴士後座回望在雨中的他，我突然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我們彷彿在哪裡見過，在更早之前，也許是一九八三年之前，我們是見過的。

兩天之後，當我再次來到直播室，每個人都好像已經怕了我。剛報告完新聞的文治跟我說：「別忘了用一隻腳踏著另一隻腳。」

我坐在圓凳上，用右腳踏著左腳，整個人好像安定了下來。

我把攝影機當作是文治，告訴他，這天氣溫介乎最低的十二點四度和最高的十五點七度之間，相對濕度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未來數日仍然有雨。文治，明天還是會下雨。

「你做得很好。」方維志稱讚我。

我很想多謝文治，他們說，他出去採訪了。

文治這天出去採訪，晚間新聞裡，應該可以看到他的採訪報導。我洗了一個澡，正想看新聞，扭開電視機，畫面一片朦朧，管理員說，大廈的公共天線壞了，明天才有人來修理。我想起附近有一間涼茶店開得很晚，店裡有電視，於是匆匆換了一件衣服，冒雨到涼茶店看電視。雖然兩天之後就可以在電視台看到他，不知為什麼，這一晚我很想見他。

在電視螢幕上，文治正在報導一宗情殺案。男人用山埃(註：毒藥的一種，古名「鶴頂紅」)毒死向他提出分手的太太。他親自做了一個蛋糕給她，她不肯吃。他說：「你吃了之後就可以走，我不會再纏著你。」她吃了，死在他懷裡。他把她的屍體放在平台上淋雨，相信這樣可以把她潔淨，潔淨她不愛他的心。

他們結婚當天，是下雨吧？所以新娘先死。

從涼茶店出來，我發現文治的機車就泊在路邊。車身還是燙手的，他應該是剛剛走開。我站在機構旁邊，好想等他回來。我想，我可以裝著剛好經過這裡，而且順道向他打聽一下那宗情殺案。

十五分鐘過去了，仍然看不見他。

三十分鐘過去了，他依然沒有回來。

一個開私家車的男人在泊位，車向後退的時候，差點把文治的機車撞倒。

「你小心一點。」我立刻提醒他。

我突然覺得我像一頭狗，正替主人看守著他的東西，但是主人並沒有吩咐我這樣做。

四十五分鐘過去了，文治還沒有回來。他會不會就住在附近，今天晚上不會回來？

街上的行人愈來愈少，店舖會關門。我為什麼要等他回來？也許我太寂寞了，我不想就這樣回去那個沒人跟我說話的地方。

車身早已經不燙手了，文治還沒有回來。如果他回來時看到我在等他，他一定覺得奇怪，於是，我決定在附近徘徊，如果他回來，我就像先前想好的那像，裝著剛好遇到他。

我走進便利店裡買了一包果汁糖，出來的時候，剛好看到文治騎上那輛機車絕塵而去。

我等了四十五分鐘，才不過走開五分鐘，結果只能夠看到他的背影。

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看守著那輛機車，它竟然無情地撇下我。

我一個人，孤單地回去，雨落在我的肩膀上，明天，我要縫一件雨衣，那麼下次為文治看守機車時，便不會給雨淋濕。

這以後我經常在直播室裡碰到文治，我從來沒告訴他，我曾經站在他的機車旁邊等他回來。

這種事，太笨了。

在陽光普照的一天，我用縫紉機縫了一件雨衣，像一條裙子的雨衣，腰間可以縛一隻蝴蝶結，連著一頂帽子。雨衣是檸檬黃色的，在煙霧迷霧的環境下，黃色是最顯眼的顏色。我希望下一次，文治會看到在他的機車附近徘徊的我。

也許，那件檸檬黃色的雨衣真的奏效，那天放學的時候，忽然下雨，我拿出背包裡那件黃色的雨衣穿上，在巴士站等車。文治駕著機車經過，看到了我。

「你要去哪裡？」他問我。

「去灣仔。」

「我送你一程好嗎？我也是過海。這裡雨很大。」

我求之不得，立刻跳上他的車。

「你是怎麼看到我的？」我問他。

「你的雨衣很搶眼，像個大檸檬。」

「我自己做的。」我說。我沒告訴他為什麼我要做這件雨衣。

「很漂亮。」他說。

「謝謝。」

「你住在灣仔的嗎？」

「嗯。你呢？」

「我也是，而且從出生那天到現在都沒離開過。」

「你住在哪一條街？」

「謝斐道。」

「我以前也住在謝斐道，說不定我們小時候見過。」

「你現在住哪裡？」

「駱克道。」

「跟家人一起搬過去的嗎？」

「不，爸爸媽媽過世了，我自己只能搬到一個小單位。」

「哦。這幾天都在下雨，這種雨不知道要下到什麼時候。」

「你為什麼會開機車？很危險的呀，尤其下雨的時候，地濕路滑。」我說。

「是唸大學的時候學的，那時想，如果將來到報館工作，會開機車比較好，有些報館要求突發新聞組的記者要有機車的駕駛執照。」

「我在一九八三年就見過你。」

「在哪裡？」

「在電視上，那天你報導財政司宣佈一美元固定兌七點八港元。」

「那是我頭一天負責新聞報告，那宗新聞也是我採訪的。聯繫匯率是不合理的，相信很快就會取消。」

文治和我也許都想不到，不合理的聯繫匯率一直維持下去，竟然比我們的愛情更長久。如果愛情也像港元與美元，永遠掛鉤，永遠是一比七點八，是否更好一些？

那天，跟良湄吃飯，我向她打聽：

「徐文治有沒有女朋友？」

「好像沒聽說過。」

「我喜歡了一個男孩子。」良湄接著說。

「誰？」我心裡很害怕那個人是文治。

「是唸化學系的，叫熊弼。」

我鬆了一口氣。

「他的樣子很有趣，個子高高，長得很瘦，有一雙很厲害的近視眼，傻呼呼的，滿有趣。」

「你喜歡這種男孩子嗎？」我奇怪。

「這種男孩子會對女孩子死心塌地的。而且他在實驗室做實驗時那份專注的神情很有魅力呢。」

「你想追求他？」

「他這種人不會追求女孩子的，他沒膽量。」

「我真佩服你的勇氣，萬一被拒絕不是很尷尬嗎？」

「如果他拒絕，就是他的損失，這樣想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是的，良湄在所有事情上都比我勇敢，一個人，只要不害怕失去，譬如不害怕失去尊嚴，那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哥哥的女朋友在南丫島租了一間屋，地方很大的，我們約好去那裡度週末，我叫了熊弼一起來，你能不能來？」

為了掙點錢，我每個週末在一間兒童畫室教小孩子畫畫。如果去旅行的話，就由其他人替工。

「不可以呀。」我說。

「徐文治也來。」

「我晚一點來行不行？」我立刻改口風。

「可以呀，我給你地址，你告訴我你坐哪一班船來。」

週末黃昏，我離開畫室後，匆匆趕到南丫島。

文治在碼頭等我。

「他們派我來接你，怕你找不到那間屋。」他微笑說，「你教小孩子畫畫的嗎？」

「嗯。」

「什麼年紀的？」

「從四歲到八歲都有。」

「平常畫些什麼呢？」

「我讓他們胡亂畫些自己喜歡的東西。家長們很奇怪，如果他們的小孩子來了三個月還不會畫蘋果、橙、香蕉，他們就覺得老師沒盡責。誰說一定要畫蘋果呢？即使畫蘋果，我也會讓他們畫自己心目中的蘋果，如果只有一個方法畫蘋果，那太可悲了。」

「人是長大了才有各種規範，不能這樣，不能那樣。」

「你將來的設計一定與別人不同。」他笑說。

後來，我就知道，我們努力追求不平凡，到頭來，卻會失去了許多平凡女人的幸福。

「你為什麼會當記者？」我問他。

「也許是一份使命感驅使吧。」

「使命感？」

「我喜歡當記者，揭露真相，報導事實。是不是很老套？」

「不。比起你，我一點使命感也沒有。我只希望付得起錢的人，都買我的衣服。」

「這也是一種理想。」他寬容地說。

方維志的女朋友高以雅是寫曲的，他們一起許多年了。

良湄帶了那個唸化學的熊弼來，他的樣子果然古古怪怪的。

晚上，良湄嚷著要在天台上一起等日出。

「在這裡，五點鐘就可以看到日出。」她說。

結果，首先睡著的是她，而且是故意依偎著熊弼睡著的。

熊弼支持到一點鐘也睡著了。

方維志喝了酒，早就累得睡在天台的長凳上。高以雅捱到凌晨三點鐘也支持不住了，只剩下我和文治。

「不如睡吧，反正每天的日出都是一樣。」文治說。

「你忍耐一下吧，我忽然很想看日出。」

「不行了，我昨天工作到很晚才睡。」

「求求你，不要睡，陪我看日出。」

「好的。」他苦笑。我把皮包裡的鐘盒拿出來，放在身邊。

「這是什麼東西？」

我把鐘盒放在他身邊，讓他聽聽那滴答滴答的鐘聲。

「是個鐘嗎？」

我掀開盒子，盒子跟一個有分針的鐘連在一起，盒蓋打開了，便可以看到裡面的鐘。一隻浮塵子伏在鐘面上十二點至三點之間的空位。

「這是蟲嗎？」文治問我。

「這種蟲名叫浮塵子，別看牠身軀那麼小，這種蟲每年能夠從中國飛到日本。」

「為什麼會在鐘裡面放一隻已死去的蟲？」

「這個鐘是爸爸留給我的。做裁縫的爸爸最愛搜集昆蟲的標本。」

「所以你的名字也叫蜻蜓？」

「對呀，他希望我長大了會飛，但是蜻蜓卻不能飛得太高。」

「這隻浮塵子也是你爸爸製的標本嗎？」

「嗯。爸爸有一位朋友是鐘錶匠，這個旅行鐘是他從舊攤子買回來的。他把爸爸這隻浮塵子鑲在鐘面上，送給我爸爸。所以這個鐘是世上獨一無二的。」

「既然有那麼多昆蟲標本，為什麼要用浮塵子？」

「媽媽喜歡浮塵子，她說時光就像浮塵，總是來去匆匆。」

「你經常把這個鐘帶在身邊的嗎？」

「去旅行的時候就會帶在身邊，來南丫島也算是旅行呀。」

我把鬧鈴時間調校到清晨五點鐘：「萬一睡著了，它也可以把我們叫醒。還有二十分鐘就可以看到地平線上的日出。」

他苦撐著說：「是的。」

我的眼瞼快要不聽話地垂下來了。

「別睡著。」我聽到他在我耳邊叫我。

「跟我說些話。」我痛苦地掙扎。

漸漸，我連他的聲音都聽不見了。

刺眼的陽光把我弄醒，我睜開眼，太陽已經在天邊。

我望望身旁的文治，他雙手托著頭，眼睜睜地望著前方。臉上掛著兩個大眼袋，欲哭無淚。

「對不起，我睡著了。」我慚愧地說。

「不—要—緊。」他咬著牙說。

「為什麼鬧鐘沒有響？」我檢查我的鐘。

「響過了，你沒有醒來。」他連說話也慢了半拍。

離開南丫島，方維志與良湄一起回家，熊弼回去大學宿舍。

「看日出的事，真的對不起。」在路上，我向他道歉。

「沒關係，我現在已經好多了。」他笑說。

「你真的不怪我？」

「在日出前就能睡著，是很幸福的。」

在巴士上，文治終於睡著了，我輕輕依偎著他。

我望著我的浮塵子鐘，到站的時候，文治剛好睡了二十分鐘。

我們失去的二十分鐘，竟然可以再來一次。

「我到了。」我叫醒他。

他醒來，疲倦的雙眼布滿紅筋。

「我們會不會見過？在很久以前？」我問他。

「是嗎？」他茫然。

「我好像有這種感覺。別忘了下車。」我起來說。

「再見。」他跟我說。

「謝謝。」我說，「我兩天後去成都。」

「是嗎？是去工作，還是什麼的？」

「去旅行，一個人去。」

「回來再見。」

「謝謝。」

我走下車，跟車廂裡的他揮手道別。

在日出之前，我早就愛上了他。

為什麼？

在出發到成都的那天早上，我在火車站打了一通電話給文治。

「我出發啦，有沒有東西要我帶回來？」

「不用了，你玩得開心點吧。」

「我上車了。」

「路上小心，再見。」

「謝謝。」我掛上電話，站在月台上等車。那一剎，我突然很掛念他。他總能夠給我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

在從廣州開往成都的火車上，我把浮塵子鐘拿出來，放在耳邊，傾聽那滴答滴答的聲音，多少年來，在旅途上，我都是孤單一個人，唯獨這一次，卻不再孤單。

從成都回來，我帶了一瓶辣椒醬給文治。原本那個瓶子很醜陋，我買了一個玻璃瓶，把辣椒醬倒進去，在瓶子上綁上一隻蝴蝶結。

那天在電視台見到他，我小心翼翼把辣椒醬送給他。

「成都沒什麼可以買的禮物，這種辣椒醬很美味。」

「瓶子很漂亮。」他讚嘆。

「是我換上去的。」

「怪不得，謝謝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辣椒醬—」

「我喜歡，尤其喜歡吃印度咖喱。」

「你那個特輯順利嗎？」

「這幾天從早到晚都在剪片，現在也是去剪片室。」

「我可以看嗎？」

「你有興趣？」

「嗯。」

「好吧！」

「是關於什麼的？」

「是關於移民的。」

在剪片室裡，我坐在文治告剪接師後面，觀看文治的採訪片段。特輯探討的是當前香港人的移民問題，為了逃避九七，很多家庭選擇夫妻兩地分隔。特輯裡主要採訪兩個家庭，這兩個家庭都是丈夫留在香港，太太和孩子在多倫多等候入籍。

其中一個個案，那個孤身在香港的男人，從前每天下班後都跟朋友去飲酒，很晚才回家，太太帶著獨子移民多倫多之後，男人反而每天下班後都回到家裡等太太的長途電話。女人在冰天雪地的異國裡，變得堅強而獨立，反而男人，在聖誕節晚上，跟彼邦的太太通電話時泣不成聲，還要太太安慰他。

他太太在電話裡說：「別這樣，當初我們不是說好為了將來，大家忍受分開三年的嗎？」

男人飲泣：「我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堅強的太太說：「別離是為了重聚。」

離開電視台的時候，已經是深夜。

「我送你回去吧。」文治說。

「謝謝你。」

「你覺得怎麼樣？」文治問我。

「我在想那位太太說的話，她說『別離是為了重聚』，別離真的是為了重聚嗎？」

「以前的人，為了一段感情不離別，付上很多代價，譬如放棄自己的理想，放棄機會。現在的人，卻可以為這些而放棄一段感情。離別，只是為了追尋更好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男人很可憐—」

「是的，他太太走了後，他才發現他不能沒有她。聖誕節那天晚上，我們在他家裡陪他一起等他太太的長途電話，沒想到他會哭成那樣。他一直以為是他太太不能沒有他。下星期是農曆年假期，我們採訪隊會跟他一起到多倫多，拍攝他過去探望家人的情形。」

沒想到我剛回來，他又要走了。

「到了。」他放下我，「有什麼要我帶回來？」

「不麻煩嗎？」

他搖頭。

「我要一雙羊毛襪。」

「為什麼是羊毛襪？」

「只是忽然想到。」

「好的。再見。」

「謝謝，一路順風。」

他開車離開，轉瞬又回來。

「我剛才跟你說再見—」他說。

「是的。謝謝。」

「為什麼每次我跟你說再見，你都說『謝謝』，而不是說『再見』？」

「我不說再見的。無論你跟我說『再見』、『拜拜』或者『明天再見』，我都只會說謝謝。」我說。

星期天，在畫室教小孩子畫畫的時候，我吩咐他們畫一雙羊毛襪。

「為什麼要畫一雙襪？」班上一個男孩舉手問我。

「只是忽然想到。」我說。

真正的理由十分自私，我掛念在冰天雪地裡的他。

農曆年三十晚，我在良湄家裡吃團圓飯。

良湄問我：「畢業後你有什麼打算？」

「當然是找工作，也許會到製衣廠當設計師。」

「我哥哥要結婚了。」

「是嗎？」我問方維志，「哥哥，恭喜你，是不是跟高以雅？」

「除了她還有誰？」良湄說。

「以雅要到德國進修，一去就是三年，她想先結婚，然後才去那邊。」

「你會不會跟她一起去？」

「我會留在香港，我的事業在香港。」方維志無奈地說。

「你的意思是以雅向你求婚的嗎？」良湄問她哥哥。

「我不介意等她，但是她覺得既然她要離開三年，大家應該有個名分。」

「哥哥，以雅對你真好。」我說。

高以雅才二十七歲，她才華橫溢，條件也很好，三年後的事沒人知道，她根本沒需要在這個時候給自己一份牽制。

「我認為她有點自私。」良湄替她哥哥抱不平，「她要離開三年，卻要你在這裡等她。你成為了她丈夫，就有義務等她，你若變心，就是千夫所指。但是她忘了是她撇下你的。」

「愛一個人，應該包括讓他追尋自己的理想。」方維志說。

「如果我很愛一個男人，我才捨不得離開他。蜻蜓，你說她是不是自私？」良湄逼我表明立場。

「德國，是很遙遠的地方啊！」我說。

「是的。」方維志說。

「相隔那麼遠，不怕會失去嗎？愛情應該是擁有的。」

「愛情，就是美在無法擁有。」方維志說。

我要很久很久以後才明白這個道理。

文治從多倫多回來，帶了一雙灰色的羊毛襪給我。

「謝謝你，很暖啊！」我把羊毛襪穿在手上，「你不是說喜歡吃印度菜的嗎？我知道中環有一間，不錯的。我請你好嗎？」我說。

他笑著說：「好呀，那邊的印度菜難吃死了。」

「那個男人的太太怎麼樣？」在餐廳裡，我問他。

「她比她丈夫堅強得多，臨行前，她吩咐她丈夫不要常常去探她，要省點錢，還叫他沒必要也不要打長途電話給她，電話費很貴。」

「女人往往比男人容易適應環境。」

「因為男人往往放不下尊嚴。」文治說。

吃過甜品之後，女侍應送來一盤曲奇蛋餅。

「這是什麼？」我們問她。

「這是占卜餅。」她說。

「占卜餅？」我奇怪。

「每塊餅裡都藏著一張籤語紙，可以占卜你的運程。我們叫這種餅做幸福餅，隨便抽一塊吧。」她微笑說。

我在盤裡選了一塊。

「不知道準不準—」我說。

「你還沒有看裡面的籤語紙。」文治說。

我將蛋餅分成兩瓣，抽出裡面的籤語紙，籤語是：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

「真的可以永遠不悲傷嗎？」我問文治，「不可能的。」

「籤語是這樣寫的。」

「輪到你了，快選一塊。」

文治在盤中選了一塊，拿出裡面的籤語紙來。

「上面寫些什麼？」我問他。

他把籤語紙給我看，籤語是：

珍惜眼前人。

誰是眼前人？他望著我，有點兒尷尬。

「走吧。」他說。

回家的路上，寒風刺骨，微雨紛飛。

「已經是春天了。」我說。

他沒有回答我，他的眼前人是我嗎？

「我到了。」我說。

他停車，跟我道別。

「為什麼你不說再見？」他問我。

「你要知道嗎？」

「如果你不想說，也沒關係—」

「爸爸最後一次進醫院的那個早上，我離家上學，臨行前，我跟他說：『爸爸，再見。』結果我放學之後，他已經不在了。媽媽臨終前躺在醫院，她對我說：『以後你要自己照顧自己，來，跟我說再見。』我對她說了一聲再見，結果我永遠再也見不到她。我討厭別離，『再見』對我來說，就是永遠不再見。」

「對不起。」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說。

「謝謝你。」

他在風中離去，那背影卻愈來愈清晰。

他是另有眼前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