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這一訊息給當時的德國民眾帶來怎樣的震動，一個烏托邦和狂熱的幻覺如何攫取了當時的“輿論”與思潮導向，有關史料已有不少記載。著名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一片昏頭昏腦的政治氣氛中也居然以“此次破曉的莊嚴偉大”來歡呼希特勒上台，這就令當時直到今天的讀者大為驚異了。追尋人類出路或說追求人類思想出路的哲學大師何以不能以“澄明”的態度看待這一魔鬼當道的現實，足以令人們對哲學本身的“衰落”和哲學家人格的墮落感到沮喪與失望。固然，海德格爾本人對此有百般辯解，仍令人有塊壘不去、污垢不清的餘嘆。希特勒的幻覺的確給人類其中包括某些著名人物如龐德、福特、文格勒、卡拉揚等帶來惶惑，以致使這些無論在智力或人格方面都十分偉大的人，走向未來必多少要行懺悔之路。退一步講，海德格爾的智辯與深思，卡拉揚的音樂及龐德的詩，固然不可以與第三帝國同日而語，但其人格的形變卻無論在哲學史還是在藝術史上，都留下了去不掉的污痕。

反省這一事實，對於海德格爾是十分痛苦與難堪的。巧言善辯的哲人在這方面的表現，一直以來都是人們大為不滿、大不以為然的話題之一。其中的細節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海氏回答西德《明鏡》周刊記者的對談錄中，有十分生動的表現(此文刊載於三聯新近出版的《海德格爾選集》中)。海氏對希特勒帶來的“偉大的破曉”如是解釋道﹕’我當時看不出有其他出路。在二十二個政黨的各種意見和政治傾向攪得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必須找到民族的、特別是社會的思想……”在另一處，海德格爾說﹕“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們的存在準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與未來的德國現實及其法則。”對此番辯解，海氏認為“我若不實行妥協，就幹不下去”。

還有一處是一九三五年他的觀點﹕“作為國家社會主義哲學端出來的東西卻和這個運動的內在真理與偉大性毫無共同之處。”一九五三年，他在“偉大性”後與“毫無共同之處”前加了一個括號，括號內加的是“即和生逢行星規定的技術與新時代的人的壯舉”這樣一句看來在三十年代絕無此類思考的話。

當然，海氏在和《明鏡》記者的對談中，也澄清了一些傳言和謠言。比如他和胡塞爾之間是由於“莫名”之因而非胡的猶太血統問題而斷絕來往，後又通過和胡的妻子的信件往還予以緩和等等。作為弗賴堡大學在納粹時期的校長，海德格爾多少表現過他的一點抗爭。比如，一如他言，他曾一直反對“張掛”反猶太人文告，拒絕焚書事件，繼續援引猶太血統現象學家胡塞爾的著作等等。

據悉，這篇題名為《“還有一個上帝能救度我們”——1966年9月23日〈明鏡〉記者與海德格爾的談話》一文，按照海氏的意願，不能在他生前發表。

在這篇頗具權威的採訪中，海德格爾談到了兩個看似與他的前述辯解不相關的問題。一個是如何看待“上帝”，另一個是如何看待“哲學”。其實，這兩個問題在一個較深的層次上回應了納粹現象及貫通於人類的以納粹為代表的其他野蠻現象，或曰現代野蠻現象之所以出現的深層因子。

從表面上，海氏認為“哲學消散在幾種特殊科學中了﹕心理學，邏輯學，政治學”。

記者問﹕“誰現在佔據了哲學的地位呢?”

海氏說﹕“控制論。”

按照另外的解釋，海德格爾認為，傳統的思維“沒有可能專對現在才開始的技術時代的根本特點進行思想工作了。”(非常有趣的是，當時下學術界中人大談東方哲學之優越性的時候，海氏認為類似禪宗佛道並不能取代和頂替西方概念中的思考。他認為，“現代技術世界是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出現的，一種轉變也只能從這個地方準備出來。”

換言之，如果西方概念通過即便是海氏這樣的思辯大家也無力回天的話，那麼，技術的全球化或東方的技術化又意味何在呢？的確，一方面是對於他所認為的技術時代在思考方面的無奈，另一方面即所謂如何看待“上帝已死的”問題。關於尼采的觀點，海德格爾解析十分精彩。通觀《尼采的話“上帝死了”》一文，人們看到，海氏認為“殺死尼采”對於人類之不可能性。用他的話說，其實是通過對“自在存在的消除”，才使上帝被殺。這裡的意思是說，當人的存在面對形而上學或最高價值的被廢黜，人才在一個相對的死亡的意義上面對上帝。

因為，在海氏看來，人不可能提升存在的價值，這與把上帝的存在價值化一樣不具意義。甚而言之，他認為“存在無情形可言”。

這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價值重估論還是一種積極意義上的價值重估論？在這個問題上，海氏並不是沒有悖論的。他的悖論表現在尼采的觀點上，即“尋找上帝”，實際上是尋找“新的上帝”。如若上帝的位置“空位了”，他說，“這個空出的位置甚至要求人們重新去佔領它，用別的東西去替代從那里消失了的上帝，新的理想被建立起來。

……這是通過世界幸福說和社會主義而發生的事情”。而在其他地方，海氏又認為尼采的“超人”本質和形而上學的本質（上帝）之間的關系語焉不詳。然而畢竟海氏是在上帝被殺死之後又萌發出尋找上帝的念頭。

《“上帝死了”》一文寫於一九四三年，在那個歲月裡，海氏通過他對尼采的詮釋清楚地預言了西方哲學以後發展的路程，這裡面包括了許多現代和後現代的哲學成分，如對形而上的不可言說性，理性是思想之敵，上帝被貶低為最高價值，形而上學本質上就是虛無主義等等。然而，即便如此，他依舊不能夠像他自己所“澄清”的那樣，靠一種不見得是“理性”的推導或判斷，對並不是“超感覺”的希特勒現象作出澄清。他雖然處處以積極的虛無主義否定某種叔本華式的怯弱——像尼采那樣 ——但是，他依舊沒有看到希特勒的種族滅絕這一類“庸俗”虛無主義的通常的殘酷的非理性狀態。在近三四十年後接受采訪時，他講出了上帝缺席為人類存在帶來的“沒落”，但在納粹時代，這種人類的悲劇並非僅僅以“沒落”可以判析！

從最好的方面設想，連海氏這樣的智者，也未能逃脫F ‧Hoelderlin的那句話——常常使一個國家變成“地獄”的，正是人們試圖把國家變成天堂的東西。按照利奧塔德，對海氏事件的分析，他說，“未遭解構的神學和詩的源泉”,使《存在與時間》與納粹思想巧妙地既保持了一致性,又保持了不一致性(這同樣是德里達的觀點)。從社會與歷史原因分析,德國一九一八戰敗之痛苦，使得海氏哲學與納粹野心有並存不悖之處。“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間的政治文本充斥著對一九二七年的存在主義——本體論思想來說是關鍵的詞語,有著完全一樣的調門。”這是問題的複雜之所在。舉例而言,當中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和一九六九年的“文革”都把政治術語寄托於“革命”之內涵中,事件起了變化。說得更遠，這種革命的誘惑力，使得類如薩特和福科這樣的智者也會轉向。至於利奧塔所長篇解析的海氏對於猶太大屠殺保持緘默一聲，則更加令人費解。簡而言之，是海氏將猶太人排斥於歐洲精神之外。因為在猶太人眼中，他們只對那本書負責，那本書叫《聖經》。而人與上帝之間所形成的紐帶則是人與神之間的；但“法國大革命把它顛倒過來……不是作為上帝的子民而是作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此意義上，猶太人應被忘記，哪怕他們遭遇到偌大的屠殺。于是，關于上帝的涵意在海氏哲學中產生了它的“復調”。

海德格爾心目中的天堂究為何物！

人類是複雜的，但是面對複雜的局面，人們往往十分清醒；而面對一種顯見，因為它的簡單，人們往往會變得愚蠢，緣於技術的複雜，和人性與理性的扭曲，使人們喪失了最為基本的判斷。海氏對希特勒的看法可為佐證。正如他自己所說﹕最平易近人的東西，往往容易被忽略……

by 劉自立